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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埃博拉疫苗研发引发的争论

2020-09-30 10:11 出处:未知 人气: 评论(0
  11月3日,《纽约时报》报道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近日在西非国家贝宁的一次区域性会议发表的演讲。演讲中,她对生物制药业进行了强烈批评,指出制药产业的逐利性和对公共卫生的忽视是埃博拉疫苗迟迟没有研发出来的重要原因之一。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在民主刚果和扎伊尔等国发现开始,由于疫情集中在这些购买力不足的非洲国家流行,使得众多具备研发能力的生物制药公司普遍缺乏对埃博拉疫苗研发的动力,进而造成埃博拉疫情长期缺乏有效控制,并逐步酿成当前这场最严重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面对这种责难,美国药物研究和制造商协会(PhRMA)主席兼首席执行官JOHN J.CASTELLANI立即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对世界卫生组织高官的批评予以回应。虽然没有直接回应对制药产业研发政策唯利是图的指责,但他列举了两项信息:第一,生物制药业致力于埃博拉病毒的研究和治疗事实上已经长于10年;第二,根据被忽视疾病研发创新全球基金(G-Finder)2013发布的报告,生物制药业其实是热带疾病研究的重要投入方,仅次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而领先于盖茨基金会、欧盟以及其他各国。
 
  另外,根据《科学》杂志的报道,有两种埃博拉疫苗正在进行人体试验阶段,但还处于健康志愿者参与阶段,并且只在美国等非洲流行以外的国家进行。这两项疫苗研发均有生物制药公司的参与合作,一项是由美国NIH与葛兰素史克公司(GSK)合作进行,另一项由加拿大政府与纽琳基因公司(Newlink Genetics)共同开发。
 
  通过以上的基本背景,我们可以管窥到生物制药业在目前全球卫生领域的某些处境与角色。首先,生物医药制品的有效研发已经离不开产业界的合作,跨国的大型制药公司除了有卓越的研究能力,有先进的生产途径外,其组织运营模式也往往比一般非营利性机构更有效率,生物制药产业在全球健康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而非可有可无。
 
  其次,全球健康各个利益相关方还没有形成与生物制药产业的充分信任关系。世卫组织的批评具有一定代表性,反映了西方背景的大型生物制药业在欠发达地区不佳的社会形象,主要原因有3点,一是药业在欠发达地区长期进行大规模的药物试验,但当地社群并没有因此获得公平的收益;二是药业为了维护药品知识产权,打压欠发达地区研发价格低廉的仿制药;三是药业会停止某些经济回报不佳的药品生产,尽管这类药品对当地居民而言是救命良药。
 
  再次,全球健康工作还没有形成与生物制药业有效合作的机制,制药业的角色显得被动与滞后。跨国大型药业的社会责任,往往与某一地区的博弈能力有巨大关联。欠发达地区无论是当地政府或社区居民都不具备和大型药业的博弈能力,也没有其他充分有效的协作机制充分鼓励制药业参与到全球健康的工作中。
 
  这场争论其实还有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值得讨论,虽然生物制药业有能力帮助地区应对公共健康挑战,但是否就持有相应的道德义务?
 
  目前,全球的生物制药产业有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少数跨国大型制药公司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些制药巨人的母公司一般坐落在发达国家,但其市场分布全球,他们的金融和人力资本都非常雄厚,能够承担其药品研发的高成本和高风险。但是,公司的根本性质就是追逐利润,其本性并不因从事健康医疗等利他性特征的领域而改变。但也正是因为健康医疗领域的特殊性,与其他一般类公司相比较,生物制药产业也更在乎企业良心或道德责任作为自我标榜,因为良好的公众形象会有利于公司运营。另外,我们对从事健康医疗领域的
 
  生物制药产业往往有更高的道德期待。例如,当公司运营的区域或社群发生了某些公共危机事件,例如瘟疫、地震、水灾等,我们一般会要求公司进行捐助并且要达到一定数额,否则公司很容易受到当地政府或公众的道德责难。其基本理由就是公司从区域或社区获得利润,这种获利是不对等的,当地区或社群整体利益受损时,公司有道德义务进行帮扶。这种帮扶义务不会体现为法律义务,因为在法律层面视为公司的利润获得是等价交换的结果。世卫组织的批评,其实就反映出这种普遍心理状态,即生物制药产业从全球健康领域获得丰厚利润,那么当全球健康受到威胁时,生物制药业理应率先承担责任。
 
  但是这种对制药公司的责任观又过于理想化,很难转化为现实策略。其实,我们可以简单将制药公司的社会责任划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要求公司保障产品质量,不进行商业贿赂,不进行有悖伦理的药物试验等,这一层是底线,公司不能越界,否则会带来法律处罚;第二层,要求公司研发社会需要的新产品,新产品如果研发成功将具有预期的市场价值,公司应该愿意承担研发的风险。虽然在这场争论中,制药业婉转地辩护了自己的立场,但是也很难掩盖一个事实,制药产业对某些市场前景看好,回报率高,在发达国家流行的疾病更有兴趣和动力研发。第三层,要求制药公司主动投入资本研发很难有经济回报的医疗产品,这一层面的道德责任有利他属性。世卫组织对生物制药业的批评就是建立在第三层的责任理解上,这种意见容易唤起公众的道德情感,但是说服力比较薄弱。公司的良好运营要求高度的理性化,任何决策都要符合公司的营利的核心宗旨。如果哪家公司在埃博拉流行早期就愿意投资研发疫苗,而不顾西非国家或民众的购买能力,那从公司角度来看,这一定是一个失败的决策。
 
  因此,在治理全球健康的进程中,一个值得思考的重点就是,通过何种途径将对制药业第三层面的道德期望转化到第二层面来,这就需要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协商制订政策方案,来对制药业进行有效激励与管理,建立起互信的合作关系,而不是一味进行道德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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